我在崩潰的邊緣搖搖欲墜，是憤怒和怨恨讓我仍保持一絲清醒，一絲希望，始終咬牙否定泰國警察的引導(dǎo)性問題。

因為我知道如果承認(rèn)了，審訊錄音和筆錄會成為最直接的證據(jù)，到時候就算大使館來了也救不了我。

泰國警察沒轍了，大概是怕我突然猝死，他們終于停止了漫長的折磨，打開了訊問椅的鎖，把我單獨(dú)帶到另一個同樣逼仄狹窄的房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