湄公河畔的談判桌上，空氣仿佛凝固。

東南亞某企業(yè)CEO阮文雄將文件摔在桌上：“你們的專利就像西方的殖民枷鎖，我們窮人連治病的權(quán)利也要被剝奪嗎？”

韓司銘注意到對方袖口露出的舊傷疤，那是瘧疾留下的痕跡。

他沒有立即回應(yīng)，而是打開投影儀，播放起基因工程初期的珍貴影像：穿著白大褂的年輕團隊在簡陋實驗室里反復(fù)調(diào)試“爭氣一號”顯微注射儀，畫面右下角跳動的日期顯示著1990年。